王阳明四句教说无善无恶心之体，他们最讨厌听这句话，一看到无善无恶就以为糟糕了，儒家就讲善恶，怎能无善无恶。
由是言《左氏》者本之贾护、刘歆。会向卒，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。
只有《周礼》出现以后，《左传》等书才牵连入于古学。于是辰在申，而司历以为在建戌，史书建亥。传曰：‘民受天地之中以生……出自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刘康公之言，汤武革命，顺乎天而应乎人和治历明时分别出自《周易》革卦《彖传》和《象传》。刘歆从唐虞时期说起，认为当时圣王相袭，其道甚著。[12]可以看出，刘向虽持《穀梁》义，但对于《左传》亦很重视[13]。
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，得佚《尚书》百篇、《礼》三百、《春秋》三十篇、《论语》二十一篇。除此之外，刘歆的《左氏》学可能受到其父刘向的影响[11]356。但文化自觉是极为宏阔、抽象、深刻的思想，将过去的遗产转化为活的资源，是极为艰难、系统的工程。
清代尚有从信朱熹者继续阐发河洛，而当前学术界几乎将其视为单纯的研究对象，在现实中作为糟粕而被抛弃。政使辨得二图真伪端的不差，亦无所用，又况未必是乎?愿且置此，而于熹所推二图之说少加意焉，则虽未必便是真图，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，有欢喜处，而图之真伪将不辨而自明矣。所以，观于《论语》，而《图》《书》为地理益明矣。如何重新审视河洛研究史及河洛问题本身，是当下探讨如何进行传统重建、文化自觉这一系统工程的理论试验场。
黄氏兄弟的批评，一度对河洛之说产生十分严重的冲击，与之几乎同时的毛奇龄提出相类之见，胡渭则明辨诸家而增益之，达到了河洛批评的高峰，此外亦有张惠言、庄忠棫等汉学家在考据学风下夯实有关河洛的历史考证。黄氏兄弟肯定汉人去古未远，流风犹存，训诂有信，但批评其又不幸而为稗纬所混淆，大道沦于草莽（黄宗炎：《周易寻门余论》卷上）。
原载：《哲学研究》2022年第4期 进入专题： 黄宗羲 黄宗炎 河图 洛书 。三者，黄氏兄弟对传统学术思想史有着强烈的批判意识，六经在他们看来是孔子删定、无可非议之圣学，后世增列之经难以媲美，附于河洛之上的汉之谶纬、宋人演绎和明儒因袭之举皆遭摒弃。[8]《钱穆先生全集》（新校本），2011年，九州出版社。二人把历史史实、文献作为批判工具，直接所求在于驳斥宋代图书易学与汉唐不同，确证宋人作伪。
图学从来出自图南，则道家者流杂之《大易》，遂使天下靡然称为‘易老。（见同上）批评朱熹引道入儒，亦深有所指，正如朱伯崑所言，黄宗炎之书虽为《图学辩惑》，实际上是清算以朱熹为代表的官方易学（朱伯崑，第4册，第275页），黄宗羲亦然。宋人对汉唐的继承，则是误信。就河图洛书而言，孰为精华，孰为糟粕？从河洛学说的历史构建、批评与反思角度，汉代河洛学说是儒者自觉于官方经学与文化思想互构的产物，宋代河洛图式是理学创生过程中新观念与传统思想互构的结果，黄氏兄弟之于河洛的批评是对王朝社会转折时的学术思想的自觉。
根据六经和先秦其他文献，《易传》所言河出图，洛出书当指河图洛书，或者说在后世理解中，被视为河图洛书。新时代需要新学术虽至急切，而学术界终无创辟新路之志趣与勇气。
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，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。黄宗羲、黄宗炎是其中坚定的批评者，前者所论言简意赅，后者增益扩展，辞气峻厉，二人相互补充，对河洛之说形成叠加冲击，影响深远。
一、河洛批评的内容与指向 黄宗羲、黄宗炎本之经书，申明河洛为地理方册，澄清河洛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全力驳斥汉宋河洛之说，以极为鲜明的观点、较为严谨的论证，产生了很好的论辩效果。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9册，第10页）黄宗炎认为，《易传》中的天地之数表达的只是奇、偶之数，既未言上下、左右、中等方位，也没有所谓的生数、成数及五行属性之说，故构不成证据。确定以经书为本，对二人而言具有多方面的意义：一者出于坚定执着的儒家价值信仰，欲在乱世之中以孔子与六经作为拨乱反正、重塑文化信念的根本。（钱穆，第94页）黄氏兄弟与明末遗民之发论，时常具有襟腑独见，有共同的对于天下与个体的危机、伤痛之感，故其河洛批评与胡渭等人的学问气质大不相同，黄氏之学能够在多个历史时期被反复讨论，与其以真血性真问题彼此交融是分不开的。尽管汉代文献在后世丢失、禁毁甚多，仍然可以勾勒出汉唐学者或文献中的河图洛书面貌，诸如来源、出世方式、地点、时间、频率、篇数、文本形态、字数、内容、性质、地位以及与《周易》的关系等。总之，黄宗羲、黄宗炎反对在河洛为圣人作《易》之前提的观念下，根据《周易》经传中的若干文句与八卦、五行、方位等综合并反推出所谓的河洛图式。
围绕二黄河洛之说，后世不乏附和与对之进行完善者，也有进行批评者。儒者极其崇奉，并讳其所谓‘老，专以《易》归之，亦可畏也。
[11]《朱子全书》，2010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。河洛批评虽盛极一时，但并未完全消解信奉朱熹者，如清代杨方达、江永、刘兰秀、冯道立等，以至清末杭辛斋等学者，仍阐求宋代易图精蕴，以求会通。
黄宗羲、黄宗炎援以《尚书》，通过类比、推理，认为图书为地理方册之书。更重要的是，黄氏兄弟关于河洛为方册之书的论证，多为推测之见，缺乏足够的、严谨的证据支撑，此类情况在他们论述河洛的文本性质及其与圣人作《易》的关系方面亦有反映。
黄宗羲认为，儒家经书中仅《尚书》《周易》《论语》和《礼记》四种言及河洛，其中直接涉及河图洛书的仅《易传》一种，即云河出图，洛出书,圣人则之（《周易·系辞上》）。图书究竟何指，可以说是对垒双方始终无法绕开的关键难题，也是最容易暴露文本解读和论证问题的试金石，河洛之辩的双方或取证于本经，或经书互证，或以其他文献佐证和分析推理作为间接依据，皆欲考究河洛之真，但理解趋向迥异，争论则势不可免。地远则多阻隔，未必尽能步履，故赖图书以代耳目闻见也。二者经书确为被普遍信奉的历史记载，是厘清河洛问题本原最为关键可靠的原始文献，由此研判经书与其他众说，在儒学系统内达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效果。
黄氏批评固有一番道理，但汉唐图书之说却不可一概否定。黄宗羲指出：《顾命》西序之‘大训，犹今之祖训，东序之衢，犹今之黄册，故与宝玉杂陈。
在纬书大事敷陈之下，汉代河洛文献渐至丰盈，甚至脱颖而出，一度与《易》相配而立。朱熹深知河洛争议已久，但他针对质疑河洛之说的解决思路、学术策略和处理态度，是激活历史文化遗产的典型案例，其《答袁机仲》云：熹于世传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，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证验不差尔。
河洛之于现代，不必然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部件、处理对象，但仍需在重建过程中给予适当的位置，它可能是现代科学眼中的迷信，是现代学术的解剖对象，但也可以是文艺作品的创作元素，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展示，是和龙、太极图等一样的文化图腾，构成了文明记忆不可缺少的部分。（《毛奇龄易著四种》，第69页）其又据《淮南子》河出丹书，洛出绿图、郑玄《河图》有九篇，《洛书》有六篇，指出河洛无非简册之属，且否定球石之说：天球河图与赤刀大训相对，则大训河图并典籍之类。
天垂象，指仰观天文而言。高搭学者架子，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，主张学问自有其客观独立之尊严。犹言治天下之大经、大法也，所谓九条，即九条治天下之大法。（《钱穆先生全集》［新校本］第29册，第6页）只不过，黄氏兄弟所倚之考证，难以实现其理论阐说之目的，尤其当经义的真理性与它作为史实的真实性模糊不清时，考据明而义理明的障碍难以克服，考据明对河洛而言势不可能，而过度依赖经典历史语境化的论证方式，不利于其实现自身的理论诠释和价值诉求，不利于诠释显示经典的文本、历史、思想和解释行为背后的张力。
故自汉代说《易》家由施、孟、梁邱、京、焦、费、赵以至马、郑、虞、荀、何晏、陆绩、干宝、王肃，以及孔颖达、陆德明、李鼎祚诸家，各有论著，而其为《图》《书》，则皆云无有。但在黄氏兄弟和批评者看来，汉唐之于宋人的影响，是误导。
所谓畴，即沟洫之谓，名之曰‘九畴者，即井田九百之意也。黄宗羲指出，《系辞》中仅述及自一至十、奇数合天偶数合地、天地之数，将十个数字赋予方位、配对（一六合、二七合、三八合、四九合、五十合）、五行属性都是后人所添加演绎。
（黄宗炎：《图学辩惑·河图洛书辩》）其二，尤为针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河洛学说。三、河洛讨论的继续与自觉 黄氏兄弟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代表，尤以黄宗羲学殖深厚、学名广播，因而他们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学者反复关注、商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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